1983年，84岁张大千在台北荣总病房病逝，他的遗嘱很快在报纸公布，令人惊讶的是，张大千将遗产分为了16份，其中15份是给陪伴张大千到最后的徐雯波和14位子女，余下一份，则给了一位远在北京的孤独老妇杨宛君。
1983年4月2日，在台北荣总医院，84岁的张大千去世了，在他枕头下面，放着一份遗嘱，上面写得很清楚：家产分成16份。
其中15份留给在台北的家人，还有1份要寄到北京去。
这个分法一公开，不懂的人都说大师真讲情义，可懂行的人却直摇头：这哪里是在分家产，这明明是在还债，还一笔欠了整整34年的良心债。
1935年，那年在北平的琉璃厂，36岁的张大千正在一幅仕女图上题字，看热闹的人群里有个22岁的姑娘，叫杨宛君，她自己也很会画工笔花鸟，忽然一阵风把画案的纸吹得满地都是，她下意识就蹲下去帮忙捡，两人眼神对上的那一刻，张大千愣住了。
两个人很快就爱上了对方，张大千请自己的二夫人上门说媒，大夫人操办了婚礼。
1935年深秋，杨宛君穿着大红嫁衣，嫁进了苏州的网师园，她的陪嫁里，有父亲最珍视的20面梨花木鼓板。
结婚后的三年，他们一起游历了大江南北，张大千画山水，杨宛君就补上花鸟，张大千写豪放的诗，她就对一首婉约的词，她不只是陪在身边照顾他，更懂得他心里的艺术追求。
1940年，张大千决定去敦煌临摹壁画，杨宛君坚持要跟着一起去，出发前，她带了整整六箱的绫罗绸缎，可到了敦煌她才发现，那里连喝水都得省着，风沙一刮就是好几天。
张大千整天钻进山洞里临摹，她就在外面的沙地上蹲着烧水做饭，三年下来，她带去的绸缎少了一大半，全被丈夫撕了当画布用了。
1943年春天，家里来了一个18岁的女学生，叫徐雯波，穿着蓝布衫，是跟着张大千的女儿来看画的，画室里时不时传来一阵阵欢快的笑声，杨宛君在走廊下绣着花，听着那银铃似的笑声，心里像被针扎一样。
那一年，她才26岁，可腰身已经紧得穿不下当年那件大红嫁衣了。
1949年，张大千费尽周折弄到了三张机票，带着徐雯波和年幼的女儿飞走了，杨宛君抱着才7个月大的儿子，站在机场的铁丝网外面，眼睁睁看着飞机消失在天边。
她没哭也没闹，默默地转身回家，把那些从敦煌带回来的临摹画仔细收好，一回头，又看见墙上挂着那幅还没画完的《鼓姬图》。
画里的人，还是她当年青春的模样。
这一分别，就是34年，张大千从印度到巴西，再到美国和台湾，身边陪伴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，后来又娶了三位太太，却始终没能把杨宛君接回来。
而留在北京的杨宛君，人生也经历了大起大落，从风光的张夫人，变成了教孩子画画的、朴素的杨老师，靠着这点收入维持生活。
那幅《百美图》，原本是计划在颐和园办他们俩的画展用的，可画到一半，两人就天各一方了，杨宛君把没画完的稿子藏在家里的炕洞里，结果受潮损坏，最后只剩下20来张。
后来，有人逼她交代张大千的“问题”，她咬紧牙关，一个字也没说，晚年的张大千听说了这件事，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，从那以后，他每个月都往北京寄钱，但从不署名。
1983年，躺在病床上的张大千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口述了那份遗嘱：家产分16份，15份给家人，最后那一份，必须给在北京的杨宛君，家里人不理解，他语气坚定地说：34年了，我欠她的不是钱，是良心。
那份寄到北京的遗产里，有他以杨宛君为灵感创作的私人藏画，有那枚刻着“大千画奴”的印章，还有整整10万美元。
他特意嘱咐，画里要夹一封已经发黄的信，信上写着：宛君，这幅画陪着我漂泊了半辈子，现在，还给你。
在北京的养老院里，66岁的杨宛君用颤抖的双手捧起报纸，这个被世界遗忘了34年的名字，再一次出现在了白纸黑字上，她展开那幅画，那封发黄的信纸飘落出来。
整整34年的苦苦等待，在那一句无声的“我来了”面前，仿佛终于找到了出口。
1987年，杨宛君安然离世，张大千拿出自己家产的十六分之一，给这段跨越了半个世纪的感情纠葛画上了句号。
其中十五份给了身边陪伴他的人，一份留给了心底深处的那个人，外人眼里这像是一道数学题，但当事人心里明白，这其实是一笔良心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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